关于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信息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因如下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今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挖掘数据价值，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 *** 化、智能化的基础，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应当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发挥数据要素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一是提升数据供给质量。加强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和数据质量，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适应不同类型数据特点，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满足各领域的数据需求，实现数据资源高质量供给。二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加快构建数据产权、流通、分配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重视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以及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探索场内和场外相结合的数据交易模式，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加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三是创新数据开发机制。统筹公共数据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构建规范有序的国家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释放数据红利，鼓励多方力量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在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基础上，大力提升数据开发及应用水平。

加强技术引领，提升数字研发能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一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瞄准量子信息、 *** 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智能硬件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注重原始创新，重点突破“卡脖子”难题。二是培育数字技术研发人才。实施“互联网+技能”培训计划，支持校企共建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数字人才技能大赛，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复合型“数字工匠”。三是打造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汇智聚力推动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向前发展。

深化产业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坚持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释放新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一是夯实数字基础。加快建设信息 *** 基础设施，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为数字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强化技术应用。发挥“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优势，把握数字化、 *** 化、智能化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新技术对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发展平台赋能的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三是营造产业生态。加快营造数字赋能的产业生态，实施数字变革创新行动。发挥工业互联网产业新优势，推动链主企业建设产业链赋能平台。打造5G全连接工厂和全场景数字经济园区，探索全链条、整园区赋能增效路径，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产业升级。

完善数字治理，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一是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明确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职责，开展社会、媒体、公众监督，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改进监管技术和手段，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监管机制，有效打击数字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加快数字经济立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检测认证等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健全技术规则治理体系，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切实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员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推进多元主体治理。建立完善 *** 、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鼓励良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畅通和规范多元主体合理诉求表达和正常权益保障渠道，做好各类矛盾、问题及纠纷化解与预警工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释放其中的发展价值，利用数据为产业链赋能，协调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的升级改造从而达到转型的目的。

企业为了紧抓数字经济红利，理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深刻改革行业的方方面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同时有效运用信息化系统优势，以智能化技术为导向，构建产品、人员、设备三位一体的设备信息化新生态。

发展趋势：

数字科技成为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化虚拟经济的重要“连接器”，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传统产业由原来小范围探索阶段步入规模化应用阶段，数字化基础较薄弱的传统产业将利用数字科技重塑产业格局实现弯道超车。

产业价值创造突出终端消费者需求导向。终端消费者正在由商业价值链的C端向“C位”转变，拥有较高数字技能与素养的数字化消费者广泛参与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并成为连接产业链诸多环节的关键“结点”，在商品生产创新及商业模式变革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霍涛：加大科研投入 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

日前，在贵州省民营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中，白山云 科技 董事长兼CEO霍涛发表了获奖感言，霍涛称次获得‘贵州省民营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称号感到非常荣幸，也深受鼓舞。未来，他将继续带领白山云 科技 ，秉承创新发展的思维，积极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之下，企业发展也迎来了更多崭新的挑战，在如何才可以继续开创辉煌这一方面，白山云 科技 的董事长霍涛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化非常重要，期间，必须要加快创新主体的培育。

对此，霍涛重点介绍了白山云 科技 这些年内在政策红利下所取得的部分成果，主要在技术研发方面，霍涛称目前公司已经储备了若干项的国际领先技术。后续，公司将会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不断的输出更多优质的 科技 产品。

除了科研领域外，白山云 科技 在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也有卓越的表现。

“我们公司在过去几年，不断 探索 制造、能源等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方式。去年，我们跟一家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合作，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我们的软件就像立交桥一样贯通了6个省公司，47家电厂。使原来技术人员必须到现场写代码调设备的工作在一个平台远程实现，填补了能源行业数据治理的技术空白。”霍涛说。

浙商银行数字化转型显成效 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快速发展和应用，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启数字化转型之门，新兴金融 科技 逐渐应用到客户服务、风险管理等银行核心业务之中。

在大力度发展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浙商银行进一步加强大本营建设，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力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实际上，浙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可以归纳为3个“shu”，即“树”立数字化的思维和理念，强化“数”据积累和应用，强化技“术”创新应用，通过一系列数字金融“硬核”成果的持续发布，打造“产业链供应链服务、流动 *** 、财富管理服务”三大差异化竞争优势，扎根浙江省大本营建设，构建互联互通金融服务生态，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蓝图成为现实。

加强普惠金融 赋能区域数字化发展

浙商银行充分利用平台信息共享、普惠金融和抵押登记线上化等功能模块，不断优化自身产品和服务，推动业务创新发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加快提升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解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慢、融资繁”问题，浙商银行强化数据赋能，以“大数据”挖掘“小信用”、以“数据跑”替代“客户跑”，驱动普惠金融快速迈进数字化、线上化、移动化，不断丰富“大数据+线上化”普惠金融服务，践行金融服务便民利企。

为实施普惠金融流程再造工程，浙商银行推出了“点易贷”“循环贷”“随易贷”“还贷通”等系列产品，实现贷款申请、审批、签约、提还款等线上全流程、7 24小时全天候融资服务。通过“点易贷”产品服务省内中小微客户超4万户，累计授信4.25万笔、金额400亿元。

浙商银行还通过多渠道协同发行博时凤凰领航混合型基金，破6项新发基金记录，着力布局浙江发展新机遇，培育财富管理服务特色优势，加强普惠金融惠及百姓，推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以用户、场景为中心，浙商银行持续迭代优化“五大”业务板块系统功能，促进板块间业务协同融合，创新产品服务模块化、数字化、智能化，促进跨条线、跨机构、跨行业的数智金融生态共建，推动产业优化和结构转型，全面赋能“五大”业务板块新发展格局，搭建“开放+共享”技术输出生态，赋能区域数字化发展。

构建风控闭环 提升内部管理智治体系

浙商银行坚持“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理念，数字管理决策、数字营销运营、数字风险管控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建立敏捷高效型组织，重塑业务管控流程，构建与业务创新数字化相适应的内部管理智治体系。

浙商银行基于现有的信用风险管理平台实践成果，充分利用现有的区块链、物联网基础设施，综合运用“大数据+知识图谱+多方安全计算”等金融 科技 ，致力打造行业级数智闭环风控平台，聚焦“风险实时预警”小切口，谋划“金融风险处置闭环”的大场景，全面对接多方数据， 探索 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协同的金融风险防控处置智治机制，实现贷前准入、贷中审批、贷后管理的风险防控和预警全流程闭环管理。

数智闭环风控平台目前已广泛引入外部相关数据、模型，领先搭建知识图谱平台，填补关联关系管理、贷后管理、预警管理、财务分析、客户画像、移动应用平台等系统支持能力的空白，实现金融风险管理和预警的数据化、移动化。

浙商银行运用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领域，依托核心企业产业链生产经营活动，聚焦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迭代升级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创新采购、仓储、租赁、销售、分期还款、存量资产盘活等多跨场景应用，助力“固链、强链”。

同时，浙商银行进一步构建“物联网+区块链”监管平台，推进新型安全现代金融 *** 建设，从金融风险“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重大需求出发，融合先进的大数据风控算法模型，创新“动产监管”“企业经营状况监控”“金融风险识别”等场景应用，实现贷款、抵押、租赁、授信等多金融场景风险防控，有效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滞后难题。

融入改革大局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浙商银行紧密围绕 *** 数字化改革重大部署，利用金融 科技 重塑业务经营，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开放共享的技术服务和场景应用主动对接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等 *** 平台及数字工程，大力支持“未来工厂”“未来社区”建设，积极融入省数字化改革的系列场景应用， 探索 多跨场景金融服务。

浙商银行通过系统独立部署、SaaS服务、系统托管等标准化+定制化模式，广泛服务于电力、金属加工、机械工业、畜牧等多跨场景的产业链供应链领域，融资余额超1900亿元，盘活企业应收账款超5000亿元，已沉淀20余个行业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为近20%的A股上市公司、40%的中国500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浙商银行以浙油中心为重点服务对象，为浙油中心打造独立自主的区块链仓储系统，对接存管通等金融服务，提升本外币支付便利化等数字化能力，全力落实支持长三角一体化油气交易市场建设工作。

此外，浙商银行与国家电网合作，运用区块链联盟链技术打造网融链平台，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赋能电力行业上游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供应商，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供应链金融、资产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等专业化综合金融服务。目前，在省内注册企业超1200家，核心企业商圈覆盖全省77家电力公司，加速“金融+ 科技 +行业+企业”的深度融合。

下一步，浙商银行还将继续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应用，打造更多数字化“硬核”成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 科技 力量，让金融“活水”浸润实体经济。

投资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和什么的深度融合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从对生产力的影响来看，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它能驱动实体经济体系重构、范式迁移，提升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鉴于此数字经济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之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必然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

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同时可以依赖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存在。在我国，产业数字化部分创造的增加值占到数字经济增加值的80%左右。

产业数字化的意义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产业数字化是发展理念的全方位变革突破，在数字化制造浪潮的推动下，数据不仅是新型的生产要素，也是新型资产，具有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改变国际竞争格局变量的潜力。

有效盘活数据资产，能够推动形成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不断激发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提升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 *** 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 *** 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 *** 和传感器 *** 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 *** 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 *** （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之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 *** 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 *** 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 *** 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 *** 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 *** 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 *** 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 *** 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 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 *** 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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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