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外孙女（张纯如是哪里人）

1949年黄金运台后去哪里了？

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后的去向 1949年前后，蒋介石下令将四批总值70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他写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评为有关黄金运台的“最详尽客观之作”。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笔者回台湾担任短期访问教授。留台期间，在先父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这是40多年前笔者留美时，为筹措旅费，先父向经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当时合美金1500元)。看到这张借条上印有“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并批有“奉准照借”四个字。笔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把借条拿回。 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章时，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据他说，签批“奉准照借”当然是奉蒋经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这张借据，是先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父亲当时刚从联勤副总司令退伍(全部退役金才10万元新台币，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这是台湾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窘态。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军、公、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 *** 长谈中得知，赵志华于1949年-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100人。大家都没有薪水，每个月夏功权到宁波市银行去“借”伙食费。随从人员生活很苦，赵志华说:“三餐只有酸菜、毛豆等蔬食下饭。偶尔大家吃点荤肉，就挨总裁骂。”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复兴岛)前后，曾得毛人凤“赒济”银圆4万块。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即先父)为我们带了银圆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49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1950年1月，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堪玩味:“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迭，嘱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关键在于这迭账单究竟是谁的？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 ***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3月才复职，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才有 *** 公职)；如果是总裁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先父不是搞政治的人，换个人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有何不可解呢？也是明知故问的，要站稳脚跟，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 *** *** 还没有建立此制度)，陈舜畊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总裁办公室”，他们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没有大吃大喝，其实是十分清苦，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早年 *** 宣传的蒋介石，是一个腐败集团的中心。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总统府”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总统府”总有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Robert K.S.Lin，1897-1969，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蒋“总统”为公家的支出。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著《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细一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王永涛就是王逸芬，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处。当然，台北收支处的处长有些特殊，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1960年以少将退伍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在1987年报禁开放前夕，报载王的家人想出价2亿新台币卖掉，当时记得有人愿出1亿来买(那也有300万美金)，但没谈成，后来不到半载，台湾报禁一开，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美洲 *** 》，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 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位少将收支处长，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惕吾的“重要幕后金主”？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父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逸芬(永涛)处长: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 *** 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80万两黄金(按:有误)、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习文写的王逸芬变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或许已认定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也少得离谱。［按: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早十多年前(1996-1997)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但还是没有说清楚，王逸芬怎么会让王惕吾感恩戴德是他“恩人”。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一书所述，1947年底，彭孟缉于“228事件”之后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长俞济时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附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钟就是王惕吾，“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突于49年5月下令:将王瑞钟上校调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奉曾上校接任。 但官邸人马除了蒋总裁、俞济时，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乎演成兵变。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人就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联勤总部(按:即财务署内)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才能开启进入内部，彭孟缉虽派了很多情治人员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但毫无下落。 所幸，陈诚这道干犯官邸人事大忌的调职令发布第二天，蒋总裁即飞抵澎湖马公，俞济时(是总裁办公室主任)面告紧急求见申诉的王瑞钟:“再忍耐，老先生很清楚”。同年6月，王瑞钟调任高参的命令只发布了一个月，即又改为:升任台湾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一场卡位的明争暗斗大戏，但亦 *** 裸地预告了王惕吾在军中求取发展的末路…… 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大陆巡视的蒋总裁看到，总裁大为光火，立即用红笔在报纸上批示:“如此社论！如此荒谬！”并且交代陈诚必须停刊惩处。据了解内情者指出，当时蒋表示:“如果那是别人办的报纸，我可能没办法处理，但是‘民族报’是我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我就用家法处理！”于是创刊仅三个月的“民族报”于同年8月宣告停刊。 ……但何以蒋总裁看了社论后竟会脱口表示:“民族报”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呢？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 这100根金条一定是10两重的“大条”，那就是1000两，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不可能是“央行”国库黄金。习没分别清楚“央行”与财务署黄金的区别。先父命王逸芬保管的是财务署的军费黄金，属于第二至第四批；有别于之一批260万两的“央行”国库黄金。 ……“民族报”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公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先生同意复刊之后。 ……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圆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 *** *** 也正是岌岌可危， *** 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用的黄金的主意。背景则是高层的争权夺利，岂不令人浩叹？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没经过他顶头上司我父亲的核准，岂敢动用，其实俞济时一定得蒋介石指示先父给的。但若仔细一想，也不一定。为什么？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黄浦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会尊重父亲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 以上习、叶所说如属实的话，《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即使在今日也是个大数目。联合报系今天当然不在乎这笔钱，是否考虑拿出这笔钱来回馈两岸，捐作下文提到的“黄金教育基金”的种子钱(seedmoney)，加不加利息，就让继承王惕吾遗产的后代来决定了。从另一角度看，《联合报》也应属于 *** 的“党产”。但是追究这个“党产”的人，应该是两岸的老百姓。当然，有一小的可能性是，这数千两黄金是支出自蒋存在财务署的那4200两私人的“特种保管款”，这也许是蒋为什么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原因。但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财务署到1961年还存有黄金6000多两，应含这“特种保管款”在内。

《南京大屠杀》——一本不该回避的书

我最早接触这本书，是在深圳的一家书店。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深圳实习，不用上班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出去逛街，那是一家一层楼的书店，我们之前从未去过，在进门中间书架上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有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机阅读电子书的APP，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多对于书籍的资讯。大家都是到书店，书店里的书基本上是没有塑封的，可以直接翻看，如果感兴趣，再买回家。

正如所有的中国人一般，南京大屠杀是打小深深刻入我脑海里的历史。但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只知道那段历史的惨痛，却知道的并不详细。

我直接被书名吸引，随手翻开了那本书中间的一页，里面洋洋洒洒写的皆是日军如何残暴的面对身处南京的中国贫民。我读了一页，那时的感觉，是血液顺着脖子、耳朵不停的向上冲，一时间脑袋嗡嗡作响，只觉得胸中一口气憋闷在其中，不得出逃，异常难受。我合上书，喊同学离开了这家书店。

也正是如此，很多年，我都没有勇气再次打开《南京大屠杀》。我现在使用APP看书，《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早早的被我加入了书架，可仍然躺在书架里很久，我一直没有勇气翻开。每一次看完一本书，翻自己的书架时看到这本书，手指就很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打卡。今年，我终于决定看这本书，因为我发现，我们应该要直面这段历史。

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然是通过各种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的描述，这是非常重要的史实，每每看到都能让人如坠冰窟。里面描述的日军的罪行，让人感到绝望，因为“日军”不把中国人民当成“人”来看待，而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可以对人做出这样对我事情！

可你认为这本书仅仅如此，是单纯为了呈现南京大屠杀的惨烈，那你就小看了这本书，也小看了作者！《 *** 》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能给予这本书让第二次大屠杀为之终结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让人再一次深刻的直面史实，更是因为她让“南京大屠杀”这件反人类的惨剧在人类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为中国人，我们太熟悉南京大屠杀，以至于让我们认为全世界都知道。直到我读《南京大屠杀》才知道，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这场短短几周让至少30万人丧命的屠杀居然不被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有人只知道这件事，有人甚至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们眼中的血流成河、森森白骨，我们认为的人类史上的大灾难，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一个“遥远的传闻”。

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出版，在当时这是唯一一本用英语专题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 。《南京大屠杀》出版不久就登上了《 *** 》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并达3个月之久。作者张纯如是当时唯一一位作品登上非小说类排行榜的美籍华人。

因为张纯如严谨的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终于在世界历史中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页。也正是因为张纯如的不懈努力，在1996年，张纯如找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领袖德国商人拉贝的外孙女，继而发现了《拉贝日记》——由亲历者双眼看到的南京大屠杀！

不仅仅是这些，导致大屠杀的背景、日本的军国主义、当时的南京 ***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没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和背后的“交易”、还有那些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救下无数中国人的外国人，这些全部都写在了书里。

这本书不仅仅让你悲痛、愤慨，她还让你反思、直面那段历史，让我们从最为客观最为真实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

我记得，我在读《南京大屠杀》时，办公室的同事问我怎么敢看？多年前，我确实放弃过逃离过这本书。这本书里的历史却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先辈当年想逃离却没能逃离的。

到今天，日本还未道歉，还在否定史实，还在参拜靖国神社。而记得或者说亲历南京大屠杀的人却在死去。当所有的亲历者成为一张张照片，这段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连我们都不直面这段历史、不深刻的记住这段历史，在不远的未来，南京大屠杀会不会再一次变成“遥远的传闻”？那将会是“第二次南京大屠杀”的到来。

为啥说张纯如是一个炎黄子孙不应忘却的名字呢？

说起张纯如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她是何许人也。张纯如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淮安。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的第二美国华裔。她用新颖独特的手法描述华人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揭示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美国华人史的重要史料。她撰写的《钱学森传》、《南京大屠杀》、《华人在美国》等作品。尤其是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详细描写了日军在南京 *** 、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情况。

张纯如撰写的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出版后，一个月内就进入美国《 *** 》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可以说，张纯如因此书而闻名，也因此书给她的人生带来莫大的打击和摧残，以至最后让她“自尽”，终结了她年轻的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就写了一本书怎么会遭此不幸呢？对于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当年日军制造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事过60年又有多少知道南京大屠杀，而知晓屠杀详情的更是寥寥无几。而张纯如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撰写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把日军的罪行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外国人。所以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摧残和打击。

张纯如的创作冲动，是在1994年她看见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开始的。照片画面的暴行令人触目惊心，但是更让人心酸和不解的是，这样一场人间大悲剧竟然不被世界知晓。为什么二战德国屠杀犹太人广为人知，而在同一时期日本屠杀中国人却被遗忘？在世界上几乎所有英文图书没有记载过这段历史。所以，从1937年这场浩劫的发生，到1997年这60年间这场二战浩劫早已被人遗忘。西方只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的堆积成山的白骨，却不知南京城30万生灵惨遭屠杀的血流成河。

想到这些，年仅25岁的张纯如，血如潮涌，再也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为了让世界都知道、都记住日本这一暴行，她开始了撰写工作。为了写书张纯如每天工作都要超过十小时，而且还要去联系一些日本的二战老兵以及一些经历过南京暴行的幸存者，获取之一手资料，为的是高度还原当时日军的暴行。同时她还参阅了《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并且翻阅大量有关书籍以及寻访采访幸存者，最终撰写成《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

就以上这样寥寥数语概括了张纯如的创作，我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其实，从创作到发行，这当中充满了压力、艰辛、曲折和威胁恐吓，甚至是谋杀。

1995年，张纯如到南京的采访，她觉得之一次去大陆直飞上海，有些可惜，就比照当年钱学森返回大陆的路线，先飞到香港，再由深圳乘火车，经广州到南京。当时的中国交通还很落后，加之语言不通，从黄牛手中高价买到的头等票，其实是二等硬铺，在没有空调二等卧铺折腾两晚，到南京她已经病倒。

当时她的创作压力也是很大的。出版公司的意思在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时出版，给她的创作时间只有两年，而她搜集的资料却堆积如山，加之她的中文认知障碍，所以掌握一手材料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她却发现了当年德国驻南京代表拉贝的日记，当年拉贝挺身要求日军停止屠杀，还解救了许多南京居民。并找到拉贝的外孙女，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前一年正式公开了日记，引起美国社会高度重视。

为还原当年日军的残暴，她阅读了大量资料，每每读到日军在南京暴虐、杀戮、奸淫和凌虐的纪录，情绪总是难以平静，那段时间她难以入睡，常做恶梦，掉头发，处在十分痛苦和无比寂寞之中。

经过努力，《南京大屠杀》虽然赶在1997年12月13日的6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但是过程并不顺利，刊登书摘的《新闻周刊》先是受到日商的百般阻挠，出书之后又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恐吓，尽管如此，但《南京大屠杀》在出版市场受到欢迎，连续十周在《 *** 》畅销书排行榜上，印销量高达五十万册。

为《南京大屠杀》，她在美国各地签书和接受采访，却给她平添很大压力，尤其日本 *** 与右翼人士的威胁，她还收到包了两颗子弹的恐吓信，对此她既愤慨又担忧。1998年12月1日，她参加一再批评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驻美大使在公共媒体辩论，面对她的如山铁证，凛然言辞，日本大使也表现出理亏之色。

有了《南京大屠杀》的成功，她有机会参加许多重要场合的活动和演讲，她形象庄重，言辞感人，她批评日本 *** 不肯道歉，指出《旧金山合约》没有解决的赔偿问题，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她说，“美国对于二战的亚洲史与欧洲史有双重标准！”

就这样，张纯如填补自二战结束以后，没有英文反映有关日本侵华暴行图书的空白。在她的《南京大屠杀》发表后，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的有关书籍和报道多了起来，南京大屠杀也不再是被遗忘的浩劫了。

由于张纯如情感、情绪太过投入到这段沉重历史之中，她写完书就患上抑郁症，加上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的骚扰恐吓威胁，终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可是住院不久，她就失踪了，而找到她的时候，已经自尽在自己的轿车里。一个精神崩溃的病人在自己的轿车里用手枪自尽，这很蹊跷。她在遗书中提她被什么组织盯上了，而且还被人跟踪。至于到底谁盯上她？谁跟踪了她？不用说什么大家一想便知。

就这样，一个为南京30万冤魂伸冤的女子年仅36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她告诉了世人日本侵华的暴行，是她详详细细告诉世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她的死，也许会让她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线，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她就会被人们彻底遗忘。但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只要提起南京大屠杀都会想起她个名字——张纯如！